中國留學期間啟發比較法研究興趣

鈴木賢教授在1979年進入北海道大學就讀法律系，他在聽到去中國留學的學長經驗分享後，大四時到中國留學，先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語言學院學中文，本來要到法律系修課，卻因為當時法律為中國的秘密專業，不開放給外國人修習，只能形式上在歷史系交換，實際上到法律系旁聽課程。

這一年的旁聽啟發了他對中國法的興趣，他的碩士跟博士論文的主題分別為中國的民法立法基本方針與家庭繼承法。他發現中國的法律非常特別，過去因為計劃經濟，並無契約自由，而當時中國法院處理最多的是婚姻、繼承、贍養等問題，因此過去僅有個別的婚姻法、繼承法。直到2020年，中國才將這些民法相關的法律集合起來，頒布《民法典》。而繼承法中子女更不是均分遺產，而是依盡多少贍養的義務責任得到相對的遺產，立法目的也與減輕國家社會的負擔相關。

來臺客座研究，開啟臺大與北海道大學兩校長久友誼

鈴木教授在 1991 年時成為北海道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因爲政治系同事的建議，在 1999 年受到財團法人交流協會(現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的補助，到台大法律系客座半年，第一次認識台灣，更發現原來講中文可以不用一直捲舌，不用這麼累。

鈴木教授即在當年代表北海道大學法學部與台大法學院簽署院系合作協議，從此開啟北海道大學與臺大兩校間的友誼。當時有一位臺大法律系的女學生名為黃詩淳，即透過合作協議到北海道大學交換，是臺大到北海道大學交換的第一位學生，臺大畢業後更留在北海道大學攻讀碩士與博士。23年後的今天，他成為了黃詩淳教授，還是臺大法律學院的副院長，更是代表臺大接待恩師鈴木教授的學者。

23年的承諾：翻譯臺灣法律史的扛鼎之作

這次是鈴木教授第三次來臺大長期客座，除了做臺灣與中國在威權時代的比較法研究外，他也要兌現23年前的承諾。鈴木教授過去專注於中國法的研究，來到臺大後發現，臺灣的法律除了受到民初於大陸地區時期的法律影響外，也能看到日本法律的影子，兩者合流後卻又發展出臺灣自身的法律體系。他在23年前便向開創此「臺灣法律史」領域的臺大王泰升講座教授約定，未來要將其著作《台灣法律史概論》翻譯為日文，讓日本人也認識臺灣的法律演進。因此鈴木教授也會趁著這次在台灣長期客座的機會，將《台灣法律史概論》翻譯出版。

唐鳳政委親自推薦，出版《台湾同性婚法の誕生》

研究家庭法的鈴木教授也非常關心同性婚姻，他更親身投入同志平權運動。除了在1994年加入全日本第一個在東京的同志遊行外，他更在1996年舉辦札幌第一個同志驕傲遊行。他也分享，北海道是日本境內比較新開發的地區，較無家族歷史與家產傳承的包袱，因此除了離婚率在日本名列前茅外，對於同性戀者的態度也比較開放。

鈴木教授長期關注台灣的同志運動發展，自2005年開始，幾乎每年都會特地前來臺灣參加同志遊行。在2019年5月24日——臺灣開放登記同性婚姻的第一天，更特別到臺北中正戶政事務所見證他的好友，同時也是推動臺灣同性婚姻重要推手——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的簡至潔秘書長與許秀雯律師登記結婚。

今(2022)年3月，受到唐鳳政委的親自推薦，鈴木教授更在日本出版了《台湾同性婚法の誕生》一書，向日本民眾介紹臺灣的同性婚姻是經過什麼樣的社會運動、政治過程而通過的。他同樣期待日本也能早日通過同性婚姻。

徜徉校園，享受無拘束的客座時光

鈴木教授第一次到臺大客座時，臺大法律學院還位在徐州路校區，更剛與社會科學院分家；第二次(2010)到臺大客座時，法律學院才剛搬入校總區的霖澤館與萬才館；而這次2022年則是他退休前最後一次到海外長期客座。在這三次之間，除了國際交流更頻繁了，他並沒有看到臺大或是法學院巨大的變化，鈴木教授笑著說：「這或許是因為疫情以前，平均每年都會來臺灣十幾次吧！」

剛下完雨的臺大校園更是他的最愛，雖然位在臺北的市中心，卻有很多快樂的動物陪伴，不管是椰林大道上瞵視昂藏的黑冠麻鷺、共同三松上活蹦亂跳的赤腹松鼠，或是弄春池裡的蛙鳴，以及醉月湖裡曲項向天歌的白鵝。

鈴木教授非常享受在臺大客座的時光，他認為在臺大客座非常自由，沒有什麼約束，他還能教課並跟臺大的學生互動。走在臺大的校園裡就裡就彷彿走在他的母校北海道大學裡，這兩所學校都是帝國大學，不只擁有很相近的建築風格，透過他的居中牽線，更開啟了兩校互動，他相信兩校間的友誼也會持續不斷地下去。